“人性化执法”当下频显媒体，已成热门话题。不少执法部门纷纷以实际行动以诠释之，如给将没有定案者统称为犯罪嫌疑人；将审讯室墙上的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八个大字铲去；法警背着有重病的犯罪嫌疑人上庭；犯罪嫌疑人出庭戴头套；搜查回避未成年人、老人和病人；手铐外加手铐罩（司法部门），司机稳坐在车中接受交警处罚、对违停车辆用“贴单”代替“拖走”（交管部门），杭州价格违规首次不罚（物价部门），南京秦淮简化审批手续、首犯不罚（环保部门）。而各地城管部门也陆续出现了形式多样的“人性化执法”的尝试：（四川）对糟蹋绿化带者，要求栽树以劳代罚；（深圳）对乱丢垃圾者，要求捡拾周边垃圾或清理“牛皮癣”以劳代罚；（宿迁）对在菜场外设摊卖菜者进行专岗治理，说服教育从而使之在无形中消失等等。总之，在全国不少地方的城管部门，“人性化执法”已掀起一阵学习和效仿的高潮。有人甚至把已经过去的２００３年称为“人性化执法年”。
　　不难看出，“人性化执法”作为一种新的执法理念已成大势所趋，但是它毕竟只是个实践过程，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，人为因素很大，其尺度也很难掌握。就城管部门来说，执法者有可能为了“人性化”给予执法相对人（以下称“对方”）不应有的权利，也有可能对一部分人“人性化”，对另一部分人不“人性化”，还有可能在“人性化”的旗号下夹带私利。这些带有弹性的“人性化”实施过程，给管理者提供了腐败的可能，容易因自由裁量权过大而成为某些人搞腐败的沃土。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宗泽也指出，执法部门推崇“人性化执法”的初衷，是藉此塑造执法人员形象，彰显人文内涵，然而这些新规定都是各地自发的行为，没有统一的操作规范与制度，增加了执法活动的随意性。而且，一些举措还很容易成为执法部门领导的“形象工程”、“政绩工程”。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、博士生导师王曦委员说，人性化的执法有一个“度”的问题，人文关怀是不能滥用的。本文就试图针对城市管理中“人性化执法”的尺度问题做一个初步的理论探索。
　　一、“人性化执法”的底线
　　“人性化执法”虽频频见于报纸、电视当中，但对何谓“人性化执法”，目前尚无一个准确的定义。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样理解：所谓“执法的人性化”，顾名思义有两点意思：一是“人性化”，二是“执法”。这两点相辅相成，但其中也有主次关系，即以“执法”为主，“人性化”为辅，也就是在法律前提下的“人性化”。更准确地说，“人性化执法”是执法者遵循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，在尊重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，依据正当的程序进行非歧视的、理性化的执法活动。
　　亚里斯多德说过，“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。”的确，法律是无情的，法律是不受人的情感控制的理性的制度安排，它的本质是一种刚性的规范。法律条文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立法机关反复斟酌，不断修正的，因此它的内容极其严密，任何一条都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从这点看，法律有其严酷的一面。但我们也要看到，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让社会更加有序、和谐与安宁，法律不但有惩罚违法者的作用，也有服务社会、倡导优良社会风气的功能。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是“以人为本”，在不违反法律具体规定的前提下，法律的执行可以采取一些灵活的方式，以此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。
　　现代法治理念告诉我们，教人尊重法律、热爱法律、信仰法律是第一重要的理念。法律的力量，与其说 ……（未完，全文共4483字，当前只显示1318字，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）